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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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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民众为反抗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宗教迫害和侵扰民众,而被迫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威胁,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

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什么?天津教案的过程和结果

天津教案的起因是什么?天津教案的过程和结果

导读: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民众为反抗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宗教迫害和侵扰民众,而被迫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而造成数十人被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威胁,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

天津教案的起因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间,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绑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民间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晃子,实则绑架杀死孩童作为药材之用”等荒谬谣言。

1870年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楼天主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1870年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教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故证明,以为对教堂和仁慈堂的误解误会,但此时群众已经无从分辨真假。

案发过程

谢福音神父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后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理论,怒而开枪,打伤了知县的远房侄子刘七,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1870年6月24日,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以法国为首。

调查分析

法国方面最初要求处死中国负责的官员,清朝方面派出直隶总督曾国藩来调查并与法国方面交涉,当时朝廷中的官员多数认为不要对其退让,不惜一战,情势紧张。曾国藩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首先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以使最后能单独与法国交涉。

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处理结果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判决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曾国藩被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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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天津教案是怎么回事?火烧望海楼事件始末

1870年6月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

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

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

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

“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

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

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

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

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

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想这么远。

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

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

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

“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

数十名婴儿死亡了。

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埋下了事。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

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

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

“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

这下就不得了了。

“教堂拐卖小孩”、“教堂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

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

“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

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

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

于是,1870年6月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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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与清政府的危机公关:曾国藩成替罪羊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正是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中兴名臣”曾国藩,因代表清政府对“天津教案”进行处理而物议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不久便撒手人寰。

这固然是他个人的无奈喟叹,其实也是清政府已丧失正确应对现实能力、进退失据、难逃覆亡命运的隐喻。天津教案说明:一、面对谣言,政府一定要尽快澄清事实,不能认为某些民间谣言有利于己就任其泛滥,更不能推波助澜。二、政府官员之间的利益、观点从来很少完全一致,经常互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如果其中某一派想利用“民意”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很可能失控,给政府、社会、民众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万人聚集在天主教堂外

了解“天津教案”及清政府的应对措施,自然不能无视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传教活动引起的与中国官方、民间的利益和文化冲突这一基本背景。在士大夫、官绅和一般民众眼中,洋教自然是“异类”,有关其各种传闻一直不断。其实,早在列强还未侵华的明末,就有传教士使用迷药拐人,将人杀死后切割人的肢体、器官用以和药的传说。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有关于洋教用药迷人信教、挖华人眼睛制药的内容。以后,这种传闻越来越多。

1870年春夏,天津地区发生疫病,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大量死亡,达三四十人之多。事实上主要原因是育婴堂收留了许多本已奄奄一息的婴孩。这时,谣言在天津迅速流传,说是天主堂的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药迷拐孩子去挖眼剖心制药等等。而天主堂坟地的死婴又被草草浅埋,婴儿尸体又有不少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愤,说这正是洋人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已险如炸药桶一点即爆的情势下,本应息事宁人的清政府却火上浇油。恰在此时,抓获了两名拐童罪犯。天津知府张光藻从外地赶回天津当晚对二犯提审,第二天便将二人处决,据天津府的告示说二人姓名为张拴、郭拐,“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是实,更重要的是这张告示强调:“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在处决犯人的告示中写入并无实据的“风闻”,其真实意思却是想强调“风闻”的“真实性”,客观效果也正是如此。政府文件中正式写明了民间传言中的“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而“受人嘱托”更是不言即明地指向教会。由于官府肯定了原来的传言,有关传言就更多,信者也更多,民间捉拿之风陡盛。此时,天津百姓已经常三五成群聚集在教堂周围,愤怒地发表各种言论。就在这时,民众又拿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迷拐犯。经天津府严审,武兰珍供称其作案使用的迷拐药为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所供给。虽未经核实,但消息不胫而走,天津民众与士大夫确信其真,群情激昂,乡绅集会于孔庙,书院为之停课声讨,聚集在教堂外的愤怒市民达万人之多。教民与普通民众不仅口角相争,而且抛砖殴打。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Victor)乖戾暴躁地迅速带人闯入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大员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气急败坏的丰大业在返途中遇到静海知县刘杰。按中方说法,丰大业在刘杰与之辩论时,刘杰的一名跟丁挡在前面不让其走,丰大业拔枪就射,打死了这名跟丁。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自然激起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当即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计二十人(包括几名俄国人),以及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焚烧法国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酿成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

天津地方政府之所以在一开始以官府告示向民众指明教堂迷拐儿童、剜眼剖心制药,盖因朝中势力颇大的顽固派向来主张利用民意来抵制洋人。因在“祺祥政变”中立大功而深得慈禧信任的醇郡王奕譞,在1869年曾公开发表议论,主张:“设法激励乡绅,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如果外国使馆人员向清政府控告、请求保护,清政府应“以查办为词以缓之”,甚至可以“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所以,这次愤怒的天津民众焚烧教堂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怕事闹大派人将教堂前的浮桥拆毁以阻人前进,但以激烈反洋教著称的提督陈国瑞却派人重搭浮桥,并立马桥头为群众助威。...查看更多

清朝天津教案的危害:八国联军差点提前进京

“天津教案”的严峻性,清末人已有所认识,一本晚清笔记的作者就曾感叹,如果此案当时处理不当,庚子年中的“八国联军”侵华就会提前上演。

此案的过程大致如是:1870年四、五月间,天津境内屡屡发生用迷药诱拐儿童的案件,不久民团组织拿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嫌疑犯,武兰珍供称,迷药来自法国教堂的杂役王三。当时清朝负责北方沿海开放口岸通商、外交事务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其衙门设在天津。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要求教堂交出嫌犯对质。这时候,天津街上已聚集了不少愤怒的群众,各种说法不胫而走,人情汹汹。丰大业为人之骄横傲慢,英国在华的一些外交人员都啧有烦言,其在中国人面前气焰更盛,一言不合,于崇厚衙门里居然拔出枪来,三口通商大臣慌忙躲避。丰大业?忿然离开衙门,恰好遇上天津知县刘杰,二人为迷拐案争吵了起来,丰大业开枪击之,打死了护卫知县的家丁。此举激怒了本就愤愤不平的围观民众,大家一拥而上,将丰大业及随从群殴至死,余恨未消,又焚毁了法国教堂,教堂中十名修女、两名牧师在冲突中死亡。事态进一步扩大,四座英、美教堂成为池鱼之殃,被天津民众捣毁,3个俄国商人也丢掉了性命。

教案发生后,外国炮舰迅速开至天津示威,同时七个国家的公使联名向清政府的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损失和惩凶。

与洋教有关而酝巨案,早有前兆。天津教案发生前,民众与洋教的冲突在神州大地早已此起彼伏。1861年,山西传教士不许入教的中国百姓出资参加传统的摊派演戏酬神活动,引起了绅民不满。山西巡抚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且斥不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奉教者为两类。其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亦必因此轻视教民,不肯相下”;1862年,湖南、江西、贵州等地相继发生群众焚毁教堂、育婴堂事件……...查看更多

清末天津教案发生的历史动因考察

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直接导致20名外国人死亡(其中法国13人、俄国3人、比利时2人、意大利和爱尔兰各1人),此事震惊中外,可谓案情特别重大,是清末教案中最重要的教案,在近代教案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也是中国近代历史自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中日甲午战争之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因此,对于引发天津教案真正原因的研究和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采生折割”“迷拐幼童”传闻的酝酿

天津教案的发生源于拐卖幼孩和法国天主教堂大批幼童死亡,由此传言益广,民情沸腾。

同治九年农历五月初(1870年6月),传染病在育婴堂内流行,被收养的幼童数十名死亡,葬于河东荒野义地。因掩埋草率,有的尸体暴露,鹰啄狗刨,惨不忍睹。每天有数百人围观,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官员皆目睹。更为严重的是,“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1]人们对此议论纷纷,皆疑为法国教堂“采生折割”后丢弃所致。一时间矛头直指洋人,中外矛盾陡增成为社会焦点。所谓“采生折割”不是指一般地剥夺人的生命,而是以某种巫术、妖术的方式,摘取活人的眼、耳、脏、腑等人体器官或肢体,作为供奉神灵的祭品;也有摘取活人器官做药饵治病的说法。长久以来,中国历代秘密组织法术神秘、主张养生摂生、得道成仙,影响甚广,亦有民间邪医术士用幼孩器官配制药引牟利者。此事极易引起民众恐慌和动乱,扰乱民心,危害社会。

天主教等西方宗教势力侵入中国以后,一直被视为邪教异端,迷拐幼童、采生折割的谣传不绝于耳。所谓迷拐,不是指一般的诱拐,而是特指用迷药,甚至妖术拐人,俗谓拍花者当属此类。由于育婴堂的开办使拐卖幼孩事件大量增加,于是,人们自发地开展搜捕拐骗婴孩犯的行动。而此时恰有民众在天津西关查获静海县的迷拐幼童犯张铨、郭拐等3人,其中1人为天主教徒,对此,民情汹汹,疑迷拐幼童之事与教堂有关。五月十四日,天津道府官员迫于民众压力,经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会审,草率将张铨、郭拐审结处死。这个实证和官方的认可不仅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所有的猜测,而且肯定了传闻的真实性,因而民情更加激愤。紧接着天津县民团抓获迷拐犯武兰珍,其供称系被教堂门丁王三“诱入堂中,付与药包,令其外出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1人,得洋5元。”[2] 此事事实清楚,并非虚构,“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3]事关教堂,不得不查。尽管武兰珍时有翻供,但民众要求强烈,官府查案意图坚决,法方不够配合,坚称教堂无王三其人,迷拐之事与教堂无关,引起官员和民众的愤慨。此时,在天主教堂门外聚集的围观民众越来越多,形成围攻之势,双方发生争斗。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的蛮横无理、行凶施暴激怒了天津民众,忍无可忍的人们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焚烧了天主教堂,拆毁了仁慈堂等宗教建筑。并造成包括西方传教士、修女、官员、商人在内的20人死亡,英、法、俄、美、比、普、西国公使联合照会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并派多艘军舰集结海上进行军事威胁,中外关系顿时十分紧张。

从6月4日发现法国天主教堂被收养的幼童死亡问题到6月22日西方国家武力威胁要求清政府惩办中国官民,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这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在天津教案发生前夕,关于事涉教方的“采生折割”“迷拐幼童”传闻即颇为盛行,迷拐幼孩,取脑眼挖心,以作配药之用的说法在百姓中普遍流传,且被描绘的极具说服力,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紧张气氛。

二、传闻失实及其可怕后果

天津教案起因于“采生折割”“迷拐幼童”传闻,因怀疑法国天主教堂迷拐幼童用来取眼挖心,作药引导致出现如此严重后果的教案。那么它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有无此事?这就成为分析研究天津教案的关键。直隶总督曾国藩以调查核实该问题入手,试图揭开迷雾,查清天津教案爆发的真正原因。

首先,关于“采生折割”一事并无事实根据,曾国藩初到天津查案,“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4]而拐人挖眼系送天津教堂配药的供词,内容上的虚妄可以肯定无疑,因为随后即勘定天津教堂并无取人眼睛等物配药之事。武兰珍、王三等的供词,也有证据表明是可能在逼供成招的的情况下做出的。经过连日细查衅端,曾国藩基本否定了挖眼剖心一事的真实性,认为其属不实传闻之类。在复奏中曾国藩“力辩外国无挖眼剖心等事”。[5] 他在给法国公使罗淑亚的照会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挖眼剖心之说属凭空谣传,绝无此事。“本阁部堂查明并无确据,拟即奏明大皇帝,请明降谕旨,辨明挖眼剖心等事多属虚诬,以雪洋人教堂之冤,以释士大夫之疑,即以平百姓之忿。此全案之根由。津民所以鼓动公忿者在此,贵国所以深恨被诬者亦在此。”[6] 清政府任命赴津协同曾国藩办理 天津教案的丁日昌等人也一致认为:夏间迷拐一事,剖心剜眼一事,……挖取一心一眼和药之事,似可断其必无。外国方面更是认定教堂主使迷拐与挖眼剖心之说皆属不值一辩的谣言, 被如此诬陷诽谤,也感忿忿不平。

其次,是对“迷拐幼童”的进一步分析认定。“采生折割”事实上并不存在,而迷拐案情,则依然模糊难辨,似乎拐骗事实确凿,无可争议。焦点集中在是否认为有迷药这一关键问题上。迷拐传闻长久以来一直存在,影响颇大。天津教案中盛传教方迷拐儿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房门紧闭,儿童藏于户内,不准外出。可见,“迷拐幼童”传闻的影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事件直接的导火线。关于此方面的记载颇为详细,又大体相仿。均为使用药物进行迷拐,一拍即使拐骗对象出现某种幻觉自动跟随拐匪行走,此种药物十分神奇、迅速而有效,有人称只为“拍花”。王三虽认为有迷药,尚复旋供旋翻;此外有教民安三迷拐被获,供认不讳。张光藻忆述中非常难得地提供了安三迷拐案的具体情节,正好印证了所谓拍花方式的存在。“有西关木作铺人,令其徒回家取饭,其徒行抵浮桥,忽有一人自后拍其肩,伊遂昏迷跟随其人,行至西南三十里之某村,为村民所救,当将拐匪送案讯之,则名安三,与剃头王二熟识,亦天主教中人也。惟问其迷药,则供词闪烁,不能一定”。[7]从中不难看出其所述迷拐细节所能提供的当年传说拍花迷拐的基本情行使我们不仅可以增加对迷拐的感性认识,更可以通过对此类传闻略见一斑增强我们的判断能力。

即使安三迷拐案成立,其教民借为护符之证,而不能为教堂主使出拐之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当时虽然有所谓蒙汗药(即麻醉药的一种),但若要使被作用者的行为在运动中完全受控于拐匪,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恐怕现代医学也不能做到。况且现代科学对此所做出的种种猜测和解释始终持坚决否定的态度。推敲起来带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所谓迷拐终归流于传闻,缺乏确凿证据的有力支持。2007年2月14日下午广东省公安局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2006年9月某媒体报道有关“迷魂药”轰动一时,引起广州市民强烈恐慌事件澄清事实真相,称“迷魂药”子虚乌有,民间传闻失实。并经广东药学院专家研究证实并不存在。[8]可见即使在当今社会条件下经济发达地区“现代版”迷药案的魅力和威力仍不减当年。因此,当年的社会影响力和杀伤力更是可想而知。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迷药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迷拐”也就无从谈起。今日尚无此技术条件,当时实有的可能性也就更不存在了。

由此看来,天津教案的起因是失实传闻,而它又在流传中被层层加码放大,形成惑众之谣言,引起民众恐慌,最终酿成可怕后果。英、法、美、俄、德、比、西7国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抗议。法国武官凶恶地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9]最终结果对追查迷拐案的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法、俄、英、美4国损失和抚恤费白银共502285.19两;以杀人罪抵偿洋人死亡数等同处死民众20人,以抢劫和伤人罪判处充军杖徒各刑25人。法国指责清政府破坏了中法间的条约,又严重地破坏了国际法,要求中国派特使赴法赔礼道歉。清政府竟然屈于压力,打破从不遣使出洋的惯例,特派崇厚充当“使法大臣”,专程赴法国道歉。九月二十四日(10月19日),天津数万民众为判处死刑的20名民众送行,并为牺牲者建公墓,立碑建祠堂。因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不妥,倍感压力与责骂,心力交瘁,清廷调其回任两江总督后不久即死于任上。

三、天津教案发生的深层社会动因考察

天津教案的发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发生的原因看似较为简单清楚实则纷繁复杂,引起的反响和争议也颇大。

首先,天津教案的发生是“采生折割”“迷拐幼童”谣言广泛传播极其社会发动的直接后果。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官员的认可。两广总督瑞麟认为:“天津肈衅之案,其始由该处谣言所致。”[10]对此,张之洞似乎认识的更为严重,并不无忧虑地指出:“闹教之匪不可虑,造谣之匪仍可虑。”[11] 天津教案中此类谣传尤其盛行,这些根本查无确据、民间以讹传讹的附会之说被广大群众无知轻信,谣言盛行,它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左右着人们的行为,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它不可阻挡地推动着事件的进程,直至引起骚乱。而法国领事丰大业蛮横霸道,公然当众向中国官员开枪是直接引发该事件的导火线。                      

其次,中西文化矛盾冲突是天津教案发生的社会背景。自基督教传人中国,迷拐幼孩、采生折割的谣传一直不绝如缕,为此引发诸多教案。由于基督教随西方侵略势力进入中国,因此,它一直被中国人视为邪教,中国人根据本土邪教的特征,自然地推及到外国的邪教不可避免地也会以采生折割做为修炼之法。“采生折割”“迷拐幼童”等传闻在基督教传入中国前早已存在,再加上天津教案发生前正值天气干燥、久旱无雨,社会的焦虑、烦躁情绪使人们急于找到宣泄的渠道,自然也为谣言流行制造了极为适宜的条件,而中西文化矛盾冲突往往是的借口和出口。

再次,教堂的环境和教方诡异反常的行为方式,引发了人们的种种猜疑和想象。“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12] 教堂终年大门紧闭,过于神秘,人们不能窥测到里面的情况,更加重了好奇心,于是具备了谣言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另外,教堂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育婴堂施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以及又在夜间掩埋尸体,且一棺二三尸的事实进一步支持了人们的判断和认识;再加上此时柺案的不断发生,所有这一切联系在一起更加强化了人们对教堂诡秘目的的看法,于是认定“迷拐幼童”“采生折割”确系教堂所为。这是引发天津教案的重要诱因之一。

第四,迷拐虽无,但拐卖儿童的情况却与教堂有关。中国社会极端贫困,人口众多、重男轻女等自身无法克服的社会弊端给某些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专以贩卖儿童渔利,原来是秘密交易的罪恶因天主教育婴堂的存在,变为公开化,甚至在某种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变得合法化。拐匪打着慈善的幌子,将拐来的孩子装扮成弃婴卖給教堂,获取报酬。一旦被抓获,则诬称受教堂指使,转移民众视线。可是,这样一来,教堂无形中成了替罪羊,成为社会矛盾斗争的焦点,成为遭受外国侵略污辱的中国人发泄复仇情绪的直接对象。

第五,官绅故意编造传播迷拐幼孩、采生折割,甚至诱奸妇女等谣言,以激起民愤,掀起反教运动。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针对外国人散布的谣言具有不能取胜的战场以外极强的杀伤力,造成民众群体意识的空前觉醒,瞬间凝聚起来的力量形成强大的爆发力,真正令外国人感到从未有过的胆寒。天津教案中官绅把谣言作为一种反洋教的重要手段,取得了最为显著的效果,官、绅、民一体化的反洋教联盟令任何试图辟谣、澄清谣言、找出事实真相的举动都遭到失败的下场。曾国藩一世盛名毁于办理天津教案即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国领事和传教士包庇不法教士,欺压平民的侵略行径是引起天津教案发生的根源。其一,教士所到之处,不择良莠,广收徒众,其中多为穷困人等,但也不乏匪类、痞混入教。[13]教士听其一面之词,为之出头庇护,莠民以教士为庇护,教士以莠民为羽翼,一经入教凌辱乡里,欺压平民,百姓怨毒日深,引起公愤。其二,“天津民教互哄一案,在法领事凶戾性成,固属祸由自取。”[14]部分在华从事各种活动的外国人通常以胜利者姿态蛮横无理,肆意妄为,飞扬跋扈,凶残粗暴地在中国的土地上蔑视欺辱中国人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情感受伤的中国人仇恨洋人洋教的心理非常强烈。甚至连外国人也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讲老实话说,百姓关于屠杀(外国人)的普遍心情是庆幸,在某些情况下简直是幸灾乐祸。”[15]因此,不难看出,尽管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较为浓重的封建迷信色彩,但是当天津民众长久酝酿的愤恨情绪转化为自发地反侵略正义斗争行动的时候,我们既可以找出天津教案发生的真正原因,也不必去过多地强求它应该具有理性、科学、合理的因素。

总之,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看似简单实际却要复杂得多。表面上看,是教堂包庇犯罪教民,领事包庇教堂犯罪,由此引起中法官员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由于“采生折割”“迷拐幼童”谣言广泛传播引发的全社会反教运动;客观上看,“采生折割”“迷拐幼童”虽并不存在,但主观上民众长时期积聚起来的仇视与愤恨象火山喷发一般地瞬间爆发出震惊世界的吼声;从形式上看是因为教民拐骗幼孩卖给教堂,实质上却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一场正义斗争。虽然区域只限天津一城,方向也略有偏差,但其所产生的国内外影响却十分强烈、不容低估。

 

 

参考文献:

[1]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第29卷,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本,第38页。

[2]曾国藩:《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第4519页。

[3]《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页

[4]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第6980页。

[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758页。

[6] 曾国藩:《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第449页。

[7] 张光藻:《同治庚午年津案始末》,《北戍草》“附录”

[8]《广州日报》2007年2月15日

[9]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第32卷,第51页。

[10]《教务档》,第2集,第2册,1674页。

[11]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电牍三十六》,第112666页。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

[12]《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66页。

[13]《清末教案》,第2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881页。

[14] 丁日昌:《丁禹生政书》,香港:海宝全电脑排版植字有限公司,1987版。

[15]《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版,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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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对于全国其他地方有所影响,产生对于西方传教士的谣传及不信任,这些谣传也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教案的发生。由于民怨沸腾,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鸿章最后判决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不变。曾国藩被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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